作为一个以研习和讲授马克思主义为志业的理论工作者，我由衷地感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出壮丽恢宏的史诗，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学问，它超越了《左传》中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精神以及宋人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教”形成跨文化的对话与融通。
实际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实现了与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对君子人格和大同社会的思想共鸣，也完成了山河破碎情境下对亿万中华儿女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的理论指引。
面向未来，我们依然需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去深刻感悟马克思的伟大人格、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质以及共产主义事业的文明属性。
胸怀天下，突破阶级关系和制度架构去解决社会问题
中国俗语讲，无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立长志。放眼去看，很多垂范千秋的思想家在少年时期都曾立过宏图大志，这些志向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胸怀天下、舍己为人。1835年，17岁的马克思在自己的高中毕业作文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有“为人类而工作”“为大家作出的牺牲”的宏大志向固然可贵，如果能在颠沛流离、贫病交加的艰辛生活中坚守这份志向更是难得，而马克思做到了这一点。在短暂的65年岁月中，马克思遭遇了数不清的驱逐、贫困、疾病、诽谤、污蔑，但是，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而是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因此，马克思可能有过很多敌人，但没有一个私敌，他的逝世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人类历史科学的巨大损失。从文明比较的视野看，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精神本质相通，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更多是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去谈道德，而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者更多是就道德谈道德，他们很难突破阶级关系和制度架构去解决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这里，和法律、艺术、宗教、哲学等问题一样，道德问题只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对不平等的阶级关系和制度架构的批判和变革，而不是奢望唤醒统治者内心的“仁爱之心”“良知良能”去消除。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是不谈道德，而是要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去谈道德，这是一种观念与现实相结合的实践唯物主义方案，它真正解决了读书治学、立身行事“为什么人”的问题。
北大红楼（魏岳江摄）
心系人民，重建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现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例如，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是为普鲁士君主制辩护的国家哲学；英国的国民经济学是掩盖资本统治劳动的事实为资产阶级辩护的伪善之词；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尽管也对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状况充满激愤之情，他们甚至不惜散尽家财并以局部社会试验来消除资本主义矛盾。但是，由于未能与工人阶级进行联合以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他们无法找到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有效途径，因而也就难以产生变革社会的作用。在否定资产阶级自救方案和汲取空想社会主义者失败经验的基础上，马克思不仅将目光指向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且力求通过发动和组织工人阶级来整体地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告的共产主义事业其实就是要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实现彻底的决裂，此一决裂，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阶级对立的条件、阶级本身存在条件的全部消灭，同时也意味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建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从文明比较的视野看，马克思主义站在人民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与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大同社会以及历次农民起义的政治目标本质相通，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是基于社会制度变革来解决人与人的矛盾，它特别强调要通过处于受压迫和受剥削境地的民众的阶级联合来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前进，其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既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科学阐释，也是对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理论指引，从而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与这个路向相比，尽管传统中国的士人阶层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农民阶级也不乏敢把皇帝拉下马甚至与其同归于尽的牺牲精神。但是，由于其无法从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去看待人与人的阶级分化、对抗与联合，所以，他们根本找不到一条终结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出路。
知行合一，以科学态度对待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和实践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事业的开创者，马克思在有生之年几乎倾尽全力以求终结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曾自信地说：“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从这一现实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正是因此，他们参与第一国际并展开了以组织化形式推翻资本主义的暴力革命，结果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强大，欧洲工人运动最后归于失败。面对这一结果，二人并没有气馁，而是在不放弃阶级斗争的前提下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并将视野扩大到东方社会和原始社会，以求深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足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以科学态度对待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和实践，二人生动诠释了理论之彻底与实践之自觉的结合，这种知行合一精神是无产阶级政党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宝贵财富。从中西比较的视野看，马克思继承前人却又超越前人、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结合的精神与中国古人所推崇的知行合一精神本质相通。区别在于，马克思采取的是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其眼中的历史是整体性的人类历史与阶段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有机结合，其所谓的逻辑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有效作用。正是因为有这种结合，所以，他们对亚当·斯密、威廉·佩第、萨依、马尔萨斯等人的理论不是照搬照抄，而是结合对现实社会矛盾运动的深刻洞察进行了批判性继承，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其所要发动的理论批判和社会革命绝非“内圣外王”和“良知良能”意义上的个体化道德实践，而是一种足以改变人类命运和世界历史走向的科学理论。
作者：焦佩锋，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2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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